端午时节，因为一个误会，错过了千里之外的风景，却走进了百里之内的历史。秦岭脚下，环山路边，热风吹起，麦黄，地黄，西安鄠邑区“关中忙罢艺术节”，一场“重回现场——陕西摄影群体麦客主题展”深深震撼了我。感谢伟大的摄影师们，20多年追随麦客的生活，拍摄麦客的苦辛，忠实记录手工农业文明时期中国大地上特有的“文化生态现象”，让更多的人了解曾经有这样一群候鸟般为生存而来回迁徙的劳动群体。
　　我是一个有着浓重乡土情结的人。我的祖辈是陕西西府淳朴的农人，我的父亲十六岁就将自己从他生长的土地上连根拔起，去了遥远的青藏高原。学生时期，几乎初中之前的每年寒暑假，我都会被父母像现在的“快递包裹”一样，打包好后送上绿皮火车，交给熟悉的列车员。我会在硬座车厢目不转睛地守着父母捎给家乡亲人用麻袋装的各种吃食，呆坐20多个小时，然后在陕西宝鸡一个叫“蔡家坡”的小站下车，列车员会将我和麻袋一起转交给接我的亲戚，随即我又会被送上长途汽车，辗转几十公里回到我的老家。门口石墩上坐着裹着小脚，拄着拐棍，满脸笑容的太奶奶，眼巴巴望着她千里归来的重孙女，这个画面，后来曾无数次出现在我的梦里……
　　记忆中在老家的主要任务就是走东窜西地走亲戚，淳朴的乡亲以最大的热情招待我这个不知天高地厚的城里人，每天变着花样给我做好吃的，我对农村的印象就是每一个农家小院里传出来的淡淡的饭香和氤氲其间的浓浓的亲情。我被宠上了天，家里的老人是不允许我单独出门的，害怕有什么闪失，没法给千里之外的父母交代。我不知道自己家里的地在哪里，更不知道农活怎么干，有多辛苦，很奇怪像山一样的麦草垛子是怎么垒起来的。因为回乡主要在假期，错过了麦收时节，没见过“三夏大忙、龙口夺食”的场面。只记得有一年回去，和一个同村的女娃娃聊天，她说：“你们城里人真幸福，我每年收完麦子累得不想活”。她比我略长几岁，当时也就十二三岁的样子，我不能理解是怎样的劳累让她有如此想法，但这句话我一直记到现在。
　　我听说“麦客”一词是上世纪80年代父亲讲述的一个故事。父亲说有一年夏收时他回乡探亲，爷爷让他去街市找两个麦客割麦。西府人的眼中，来自甘肃天水、平凉一带的麦客最能吃苦，割麦速度快且质量好，但不了解情况的父亲却叫来了两位来自其他地方的年轻麦客，结果这两个年轻人一天只割了一亩多麦，为此父亲受到爷爷与邻居的嘲笑。结果第二天爷爷重新找了两位来自甘肃的麦客，此二人只一天就将剩下的五亩麦地全部割完。那天晚上，奶奶给麦客吃的浆水面，麦客高兴地边吃边说，这种细白长面他们只有在过年时才能吃上。参加工作后认识了著名的摄影师胡武功老师，知道了他每年麦收季节都会东奔西跑地去拍“麦客”，也看过几张他拍的“麦客”，觉得照片拍得自然真实，雕塑感十足。进入新世纪后，工业化的收割方式，使得麦客群体逐渐淡出历史舞台，“麦客”一词更是听不到了。“重回现场——陕西摄影群体麦客主题展”，将我又带回了那个时代，想起了那些老人、老故事。也许因为是个雨天，整个展厅只有5个人，另外3人是美院的学生。展览照片以黑白为主，很有代入感，我认真地一帧帧看过，唏嘘着，感慨着。转身发现我的同伴，却已眼眶含泪，愀然作色。我一惊，认识他30多年了，他本是一个生性凉薄的人，这样的表情我还是第一次看到。询问缘由，他控制着情绪讲到：这些照片里的画面他太熟悉了，他年少时随父母工作调动，生活在关中一个富庶的县城，每年夏收时节，早上起来上学的路上，就会发现县城一夜之间黑压压地冒出来一群人，他们有着壮实的身形，焦黑的面庞，粗黑的手指，呆滞而木然的眼神，他们一律灰头土脸，一律露宿街头，一律破烂的包袱，一律褴褛的衣衫，他们有着统一的名字“麦客”。他们聚集在一起等着需要收麦的农户，谈好价钱后跟着主家离开。第二天又是另一批，这样的场面会持续十几天，一直到麦收结束，清晨的街道又突然恢复冷寂的样子。那段时间他最感兴趣的就是每天听班里农村孩子讲麦客的故事，他们挥舞手中的镰刀，经过日出到日落的晾晒和煎熬，最精壮的汉子一天最多能割2亩地，每天的工钱却是不等，根据每天来县城的麦客数量自然调整，这是他对市场经济最原始的概念。主家管吃不管住，有活干时他们一顿能吃一盆面条，或者十个白馍，没活时他们就吃自带的杂粮炒面，晚上或露宿街头，或睡在地头。“麦客”群体给他幼小的心灵巨大的撞击，他觉得他们像“犍牛”一样强壮，却又苟且地活着，当时就想，同样是人，怎么能这样不平等？要下这样的苦，出这样的力，受这样的累，他们是一群失了人形的“人”！那种撕裂、震撼，没有亲眼见过，绝对不懂……他指着一幅主家面无表情推着自行车在前面走，两个麦客扶着他的自行车座不松手的照片，问我：“你知道这是在干什么吗？”我茫然摇头。他告诉我：“他们在竞争。主家只需要一个“麦客”，但两人都不松手，都不放弃，这样的场景我见过无数次”。照片中一个麦客微张着嘴，满眼哀求，好像在说着什么。另一个戴着草帽，嘴里叼着烟，眼神阴狠，手很强势地压在前一个麦客的手上，一副志在必得的架势。可怜的他们，在如此艰辛的生活中依然惨烈的竞争，只是为了争夺一个下苦力的机会。“麦客”并没有对命运不公的诉讼，他们时刻都经受着苦难，他们用容忍对待现实，用宿命对待人生，脚踏实地地向辛劳索取。他们认为生活原本就该这样，他们把这归结为“命”。
　　童年的初夏应该是蝉鸣、暖阳和金黄色的记忆，而因为这样一群每年不知从哪里而来，又到哪里而去的“麦客”，反复刺激着他幼小的神经，让他的记忆里有了“苦难”这个词。以至于今天的他如此动情，变成了熟悉的陌生人。正所谓男儿有泪不轻弹，只是未到伤心处。今天看到的照片，唤醒了童年印记，和他脑子里沉睡的“麦客”形象一模一样。回忆便纷沓而至，落成一地斑驳。
　　展览中有一张照片拍摄于2011年，题为“最后的麦客”。不知道是摄影师的匠心还是无意的捕捉，照片中的麦客一边割麦，一边抬起头看着几米外轰隆前行的收割机。在庞然大物面前，麦客上半身前倾，右腿后蹬，整个身体呈S型，一幅俯首臣服的模样。我看后更是悲慨交集，麦客们对待同样弱小的同类可以面露凶光，激烈竞争，可面对外部毁灭自己生态的工业革命，他们卑微又无奈。还有一张拍摄于1992年的照片是彩色的，题为“满载而归”，似乎给满室的黑白增添了一抹亮色。照片中的女子黄衣蓝裤，低头拉着一辆装满麦秆的架子车，麦秆上坐着两个三四岁的孩子，女孩睡得东倒西歪，男孩两眼圆瞪，漠然地看着前方。我陡然想起了小时候回乡时和我对话的那个女孩子，按年龄算也是相当，该是成家有子了。也许她这时候见到我，不会再说“累得不想活”的话，因为架子车上的孩子成了她的希望，让她对未来有了期盼。
　　历史的车轮一路向前。从介绍中看到，随着收割机的普及，“麦客”这个行当迅速衰落，直至完全消失了。“麦客”们先是成群结队地去新疆的棉田里摘棉花，后来又加入了进城打工的队伍，后来的后来，他们的后代留在了城里，成了城里人......
　　照片里的“麦客”都老了吧？他们都去了哪里？他们都还好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