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陈亚琦 李敏

在广袤的中国乡村，一场以艺术为媒介的变革正在悄然发生。当乡村振兴战略的号角吹响，艺术不再只是城市文化空间的点缀，而是成为激活乡土基因、重塑乡村魅力的关键力量。从山东杨柳雪村的墙绘农舍到浙江余东村的农民美术馆，从陕西袁家村的文创工坊到山西北社村的非遗赛会，艺术乡建正以多元形态重构乡村的审美秩序与精神内核，为乡村振兴注入鲜活的文化动能。

一、艺术乡建：从“文化下乡”到

“内生激活”的范式转型

传统“文化下乡”模式往往将艺术视为单向输入，而艺术乡建则强调“在地性”与“共生性”。其核心在于通过艺术手段激活乡村内生动力，重构乡村文化生态系统。这种转型体现在三个维度：

（一）空间重构：艺术家与村民共同改造空间，让传统建筑与现代艺术碰撞出新的生命力。例如浙江松阳的“先锋书店乡村书局”，既保留了夯土墙的原始质感，又融入了当代设计美学，成为乡村文化新地标。

（二）产业赋能：艺术与农业、旅游的跨界融合催生了“艺术农业”“文创民宿”等新业态。例如湖南茶亭镇，油菜花海与大地艺术结合，衍生出研学旅行、农事体验等产业链，实现“一亩田、三产融合”的增值效应。

（三）治理创新：通过“艺术议事厅”“村民共创工作坊”等形式，将公共事务决策转化为艺术创作过程。北京怀柔的“栗子艺术节”中，村民用树皮、秸秆制作装置艺术，共同商讨村庄发展规划，实现了治理效能与审美教育的双重提升。

二、实践探索：多元主体的“乡建交响曲”

当前艺术乡建已形成政府主导、艺术家引领、企业参与、高校协同的多元共治格局：

（一）政府主导型：如福建屏南县的“人人都是艺术家”项目，政府提供资金与政策支持，村民通过油画创作实现精神脱贫，作品远销海外，形成“艺术扶贫”的屏南模式。

（二）艺术家驻村型：贵州桐梓县的“羊磴河艺术合作社”，艺术家与村民共同创作，将废弃农具转化为雕塑，用旧布料制作拼贴画，让艺术成为连接城乡的纽带。

（三）企业赋能型：云南诺邓村的“白族扎染工坊”，企业提供技术培训与市场渠道，村民将传统扎染技艺转化为文创产品，年产值突破千万元。

（四）高校协同型：西安美术学院在蔡家坡村建立的“艺术村长”制度，师生与村民共同策划“关中忙罢艺术节”，将麦田变为剧场，让丰收成为艺术展演。

三、挑战与突破：在传统与现代间寻找平衡

尽管艺术乡建成效显著，但实践中仍面临三重矛盾：

（一）代际断层与文化失传：传统技艺面临后继乏人困境。如山西平遥推光漆器，需通过“非遗进校园”“大师工作室”等模式，吸引年轻人参与传承。

（二）审美冲突与价值错位：部分项目存在“城市审美强加乡村”问题。解决之道在于建立“村民—艺术家”共创机制，如浙江东阳的“村民画师”培养计划，让农民成为艺术创作的主体。

（三）可持续性与商业化平衡：避免艺术乡建沦为“打卡经济”。江苏昆山的“计家墩理想村”通过“艺术+生态农业”模式，将艺术展览与有机种植结合，实现文化价值与经济价值的双赢。

四、未来图景：构建“艺术乡建共同体”

面向未来，艺术乡建需向三个维度深化：

（一）技术赋能：利用VR（虚拟现实）、AR（增强显示）技术打造“数字乡建”，如四川青神的“数字竹编博物馆”，让传统工艺通过虚拟现实走向世界。

（二）青年返乡：通过“艺术创客空间”等政策，吸引青年参与乡村建设。广东佛山的“岭南水乡创客营”，已孵化出30余个乡村文创品牌。

（三）全球视野：借鉴日本“越后妻有大地艺术祭”、意大利“慢城运动”经验，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艺术乡建理论体系。如浙江安吉的“两山艺术节”，将生态理念与艺术创作深度融合。

五、结语：艺术乡建，一场没有终点

的“文化实践”

在乡村振兴的宏大叙事中，艺术乡建既不是简单的“美化乡村”，也不是孤立的“文化项目”，而是一场关于乡村价值重构、文化基因激活、治理模式创新的系统性实践。我们应以谦卑之心倾听土地的声音，以创新之笔描绘乡村的未来，让艺术真正成为连接过去与现在、城市与乡村、传统与现代的桥梁。(作者单位：莱芜职业技术学院)

课题项目：2025年度莱芜职业技术学院职业教育教学改革项目“乡村振兴背景下高职城乡规划专业教学体系改革路径研究与实践”（编号：2025jg2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