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定兴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是生态文明建设的核心法律保障，在《民法典》奠定实体法基础与环境法典编纂提上立法日程的双重背景下，该制度面临着规范体系化、内容精细化、实施高效化的迫切需求。我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历经试点探索、政策升级与法律确认，已形成多元规范框架，但仍存在赔偿义务人范围过窄、赔偿范围界定模糊、索赔主体机制不健全、纠纷解决途径单一等问题。

一、我国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

存在的突出问题

（一）赔偿义务人范围界定不严格

现行《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改革方案》将赔偿义务人限定为“违反法律法规造成生态环境损害的单位以及个人”，仅涵盖直接侵权行为人，未考虑间接责任主体与补位责任主体。实践中，生态损害后果超出直接行为人承受能力时的补位主体；间接导致生态损害的主体，如单纯投资行为引发的生态破坏，仅追责直接行为人显失公平。

（二）赔偿范围与标准规定不周严

生态环境损害赔偿范围存在三重缺陷：一是修复责任与民事恢复原状混淆，《民法典》将“生态修复费用”纳入赔偿范围，但生态修复强调环境公共利益的保护，需第三方主体参与，与民法中针对私权的恢复原状存在本质区别，现行规范未明确二者界限；二是赔偿金额确定机制不合理，全部赔偿原则虽符合环境成本内部化要求，但在个人破产制度未全面建立的情况下，易导致责任人无力承担，而限制赔偿原则又可能引发大企业逃避责任。

（三）索赔主体机制与纠纷解决途径不健全

现行规范将索赔主体限定为“国家规定的机关或者法律规定的组织”，存在主体范围过窄与权责划分模糊问题。排除了检察机关、公民个人的直接索赔权，检察机关仅能通过公益诉讼补充救济，公民个人缺乏直接索赔渠道；

在纠纷解决方面，现行规范存在程序缺陷：磋商制度缺乏具体操作规范，启动与终结条件不明确，易导致磋商拖延或形式化；未建立仲裁机制，磋商不成后只能通过诉讼解决，效率低下。

二、环境法典编纂背景下制度完善的路径建议

（一）明确制度定位与立法框架

环境法典应将生态环境损害赔偿制度作为专章规定，明确其“公私二元规制”的属性，实现与《民法典》的衔接与互补。在环境法典总则中确立“生态优先、损害担责、全面修复、公众参与”四大原则，作为制度运行的指导思想。在分则中设“生态环境损害赔偿”专章，规定赔偿主体、赔偿范围、索赔程序、修复机制、社会化救济等核心内容；明确制度的适用范围，涵盖环境污染、生态破坏造成的人身损害、财产损失及生态环境本身的损害，包括预防性损害与事后损害。

（二）完善赔偿主体与范围制度

在赔偿义务人方面，应扩大主体范围：明确直接侵权人包括单位、个人及其他组织，涵盖环境污染与生态破坏的直接实施者；增设间接责任主体，将明知或应知侵权行为而提供帮助的投资人、受益人纳入赔偿范围；

在赔偿范围方面，应实现精细化界定：一是区分生态修复责任与民事赔偿责任，明确生态修复的目标是恢复生态服务功能，赔偿范围包括修复费用、监测评估费用、预防措施费用等；二是建立“全部赔偿为主，限制赔偿为辅”的金额确定机制，对于故意或重大过失造成的生态损害实行全部赔偿，对于无过错或轻微过失的情形实行限额赔偿，同时明确限额标准；

（三）优化索赔主体与纠纷解决机制

在索赔主体方面，应明确行政机关为第一顺位索赔主体，根据损害类型与区域划分权责，如生态环境部门负责跨区域、复合型损害索赔，自然资源、水利等部门负责特定领域损害索赔；将检察机关列为第二顺位索赔主体，在行政机关未履行索赔职责时，检察机关可直接提起赔偿诉讼，发挥法律监督作用。

在纠纷解决方面，应规范磋商程序，明确磋商的启动条件、终结条件，引入第三方机构进行监督与技术支持；增设仲裁程序，对于达成仲裁协议的生态损害赔偿纠纷，可通过仲裁解决，仲裁裁决具有强制执行力。

（作者单位：贵州财经大学法学院）

基金项目：贵州财经大学2025年度在校学生科研项目资助（项目编号：2025BAZYSY15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