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倩

城市是中国式现代化的主战场，也是治理能力现代化的检验场。我国现代化城市治理不仅彰显超大规模特征，更以其独特的制度韧性、技术赋能、文化底蕴与民生温度，在全球城市发展史上留下鲜明的中国烙印，在实践中逐步探索出一条独具特色的城市治理现代化道路。这条道路不仅有效应对了“城市病”等城市顽疾，更贡献了中国的治理智慧。

一、确立了人民城市理念的治理哲学

我国城市治理最根本的智慧体现在人民城市理念的确立。其表现为“人民城市为人民”“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人民享”“人民城市人民评”。也就是将人民看作是城市发展的价值主体、参与主体、享有主体和评价主体，归根到底就是将城市看作是人民安居乐业的空间载体。习近平总书记强调“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现代化城市治理的根本在于回应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把“善治”落实到看得见、摸得着的公共服务和公共空间上。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许多城市正从追求“宏大叙事”转向关注“微观感受”，通过城市更新、社区改造、公共空间优化，让城市更适合人步行、居住和交流。上海“一江一河”滨水空间贯通开放、成都公园城市建设等都是将城市看作是人生活的空间载体，都将人的体验置于首要位置。更重要的是，在这一理念的指导下，比起投资于物，更关注投资于人。城市治理逻辑发生了根本性改变，从政府“端菜”变为以需求为导向的群众“点菜”。比如北京通过12345热线大数据分析，精准识别高频难题和区域痛点，推动“未诉先办”，正是人民城市理念的生动实践。

二、形成了系统思维和统筹治理的方法论

我国城市治理善于运用系统思维处理复杂问题，将城市视为有机生命体，注重各要素的关联性与协同性。一是坚持长期规划引领。习近平总书记十分重视城市规划对城市治理的引领作用，坚持“中央制定大政方针、确定城镇化总体规划和战略布局，省及省以下地方则从实际出发，贯彻落实总体规划，制定相应规划，创造性开展建设和管理工作”。这表明，我国的城市规划强调战略性与连续性，坚持“一张蓝图绘到底”、不能“翻烧饼”，这就避免了因政府换届导致的规划断层、资源浪费。比如，雄安新区“先地下后地上”的韧性城市建设模式，体现了对城市全生命周期的前瞻性管理。二是强调要打破壁垒，实现跨界协同治理。面对城市治理中的“九龙治水”难题，探索出“城市大脑”“一网统管”等数字化协同平台，打破部门数据壁垒。比如，杭州率先建成“城市大脑”通过统一平台整合交通、警务、医疗等系统，实现从单点智能到整体智慧的跃升。三是坚持城市安全治理、文化治理、绿色治理统筹推进，实现城市治理的多维目标。将安全发展作为城市运行的刚性底线，文化繁荣作为城市魅力的活力源泉，生态宜居作为城市发展的永续基础。通过统筹施策，旨在筑牢城市运行的“韧性底盘”，厚植城市品质的“人文内核”，擦亮城市发展的“生态底色”，最终实现城市不但更安全、更宜居，也更有文化魅力。

三、探索了技术赋能与制度创新双轮驱动的

创新路径

我国城市治理现代化呈现出鲜明的“技术—制度”协同进化特征，数字技术不仅是工具，更催生了治理模式的深层变革。一是先行探索建立数字孪生城市。中国在数字孪生城市领域走在全球前列，通过构建与城市实时映射的虚拟模型，实现城市运行的可视、可管、可预测。深圳、南京等地的探索，正将这一技术从局部应用到全域拓展。二是不断推动城市治理制度创新。从“街乡吹哨、部门报到”到“社区议事厅”，中国城市治理形成了丰富的制度创新工具箱。这些创新往往以小切口试点开始，成熟后快速推广，形成了“实践—总结—推广”的有效机制。三是强调技术赋能与人文关怀的统一。数字技术是为人服务的，利用数字技术赋能城市治理旨在实现治理手段与治理目的、工具理性与价值理性的深度融合。技术赋能是为了提升治理效率，但必须坚持以人为本，防止“技术傲慢”与数字鸿沟。通过智慧平台建设与适老化改造、数字技能普及同步推进，在精准施策中体现城市温度，让技术不仅是治理的“赋能器”，更成为发展的“增效阀”与民生的“连心桥”，最终为城市治理铸魂。

四、形成了党建引领城市社区治理

的独特优势

在中国特色城市治理体系中，党建引领并非抽象的符号，而是根植于城市社区基层、贯通治理末梢的核心优势。其独特性和有效性主要体现在三个层面。一是党建引领构建了“一核多元”的协同治理结构，解决了“碎片化”难题。现代城市社区治理主体多元、利益诉求多样，容易陷入“群龙无首、各自为战”的困境。党组织作为领导核心，发挥了“主心骨”和“粘合剂”的关键作用。通过建立社区党组织领导下的居委会、业委会、物业公司、驻区单位以及各类社会组织协同议事机制，有效整合了行政、市场与社会资源，将原本分散的治理力量凝聚成目标一致、行动统一的“共同体”，实现了从“多龙治水”到“共绘一张图”的根本性转变。二是党建引领搭建了“居民诉求—政策回应”的直通渠道，提升了治理的精准性与响应度。社区党组织依托楼栋党小组、党员中心户及报到机制构建起覆盖广泛、反应灵敏的民情信息网络。借助这一网络，居民诉求得以快速捕捉、精准识别，并通过组织化渠道向上传递，最终转化为城市治理效能提升。这种“自上而下”引导与“自下而上”反馈相结合的机制，切实提升了居民的认同感和获得感。三是党建引领有效激活了“党员带头—群众参与”的内生动力，推动形成可持续的社区治理生态。党员在垃圾分类、矛盾调解、文明创建及应急管理等事务中率先行动，不仅以身作则，也承担起政策宣传、纠纷调解与志愿服务组织等多重角色。通过“身边人带动身边人”的示范模式，显著降低了社区动员成本，逐步培育起居民的公共精神与参与意识，从而为共建共治共享的治理格局注入了持续的内在动力。

五、为全球城市治理提供了新范式

中国城市治理智慧的核心价值在于为超大规模和快速变化条件下的城市治理提供了系统性解决方案。一是平衡发展与治理的动态智慧。中国城市在保持经济活力的同时推进治理升级的经验表明，发展与治理并非零和博弈，而是可以相互促进。比如，成都通过产业功能区与生活社区的有机融合，实现了“产城人”向“人城产”逻辑的转变。二是传统智慧与现代治理的融合创新。习近平总书记坚持在继承中国古代传统治理智慧的基础上发展和创新了城市治理理论，其思想中处处体现着中国传统智慧的影子。比如，中国古代城市规划中的山水格局思想、邻里单元理念，通过现代转化在新时代焕发生机。武汉“百里长江生态廊道”建设，正是将传统“天人合一”生态观与现代生态修复技术相结合的典范。

在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城市工作的重要论述的指导下，我国探索并初步形成了一条不同于西方城市发展逻辑的现代化新路径。这条路径不是对既有模式的修补，而是在吸收人类文明成果基础上，根植于自身文化传统、社会制度和时代要求的原创性治理范式。它既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快速、稳定推进城镇化的全新选项，也为全球治理贡献了关于效率、公平与韧性如何平衡的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作者单位：陕西渭华干部学院）